新一轮解放思想的大讨论，已经在广东风云涌动。它不是对历史的缅怀，而是对未来的诉求。但在任何一个历史阶段，每一次解放思想，从来都不是纯粹发生在思想领域，而是深刻地根植于社会现实；由执政党发起的解放思想，更是明确地具有改变现实的指向。所以，解放思想的具体内容，需要从此时此地的社会现实中去寻找。此番解放思想的目的很明确，是为深入落实科学发展观；而需要讨论的，则是思想解放的阻碍何在，解放思想的难度有多大。

禁锢思想的力量，曾经是传承千年、自我圆满的思想本身，也曾经是权力的桎梏和民众的盲目，又曾经是失落与茫然后的胆怯和退缩。现在的情况又与以往都不同。

“文革”之后和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两次思想解放，都从执政党内扩至全民运动。在一个意识形态至上的封闭体系下，民众隔绝于信息，也无缘于主动。即便是顺应潮流，政治高层的积极，也显得尤为可贵。而在21世纪的今天，中国被全球化深刻改变的今天，有跟世界全面接轨的视野，有快速传递方便获取的信息，有独力思考勇于表达的民众，解放思想的土壤与气候，已翻天覆地。在改革开放30周年到来之际，此起彼伏的改革得失大讨论，已经充分说明，从一开始这就是一场上下充分互动、彼此促进的思想解放。

可以说，此前的思想大解放，关键都在于对意识形态迷信的破除，那么这次的思想大解放，关键已转为对既定利益“绑架”的破除。在这一轮大讨论中，更多的是对具体问题的甄别与争辩，更难的是对具体利益格局的调整与突破。

这样的具体利益格局，首先可见于舆论所激烈讨伐的特殊利益集团身上。中国的电力、交通、电信、能源等垄断行业，已经成为特殊利益集团的典型代表，它们长期盘踞公共资源高地并独占利润，严重阻碍市场自由竞争与创新突破。而事实上，它们何以利益特殊？何以形成并维系特殊利益？有识之士早已指出，是权力利益集团造就了特殊利益集团。

权力利益格局，无疑是具体利益格局中的更深层次。立法本当成为平衡利益关系的有效途径，但众多的立法却难逃部门立法利益化的嫌疑与指责；绿色GDP系统欲有所为却举步维艰，地方政府的政绩利益使然；各级官员的土地贪腐案件近年来频发，只因在土地资源问题上一支笔等同于亿万金。只要权力与现实利益形成可交换的关系，权力格局必然就会顽固地维护既定的利益格局。

所以，追究到底，必须承认，具体利益格局的最核心，乃是具体制度的安排与逻辑。指导整体公务行为的逻辑陷入了惯性，它显然被基本的制度框架所约束所定义，被具体的奖惩机制所激励所固化，被集体文化所感染所挟持。执政党提出要解放思想，一再强调权力监督之重要，追求高效廉洁的行政转变，呼吁政治文明的进步发展，正是深知固有格局存弊。

目前呈现出来的是整体性的利益惯性，禁锢思想的是这个多方利益共同依赖的惯性体系。可以说，目前“解放思想”所面临的具体形势，比以往历次都具体都实在，所以它看似命题更狭小实际上破题更艰难：要想解放思想，必须厘清利益惯性对思想解放掣肘的束缚，必须挣脱利益格局对改革进程的绑架。